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以及中国经济运行所呈现的趋势，中国经济在2010年正进入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转型和政策调整时期。

　　以2008年底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代表，中国以超常规经济刺激计划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结合各方面的预测来看，2010年将是中国经济经过危机冲击触底之后、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起点，也是宏观经济运行逐步正常化之后、宏观政策相应需要回到正常化状态的一年。

　　与危机冲击还十分显著的2009年相比，2010年中国经济也开始呈现一些新的趋势和特征。考察和把握2010年的宏观经济走向，至少应当把握几条主线：宏观政策如何从应对危机时期的超常规刺激政策中平稳退出、并转向正常化；如何在相对温和的增长环境下推进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如何在全球化的新的背景和后金融危机环境下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一、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的主线

　　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观察2010年宏观经济走势很重要的切入点之一是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即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正常化”和“退出”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将从2009年的超常规状态，选择适当的时间窗口和政策工具，逐步回到正常宏观经济环境下所需要的正常化的宏观政策。讨论退出机制成为2010年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选择哪种渠道退出、退出的时间和节奏如何掌握、政策退出对金融市场和经济会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这条线索会成为观察2010年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主线。在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的主线下，有如下几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信贷

　　信贷投放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正常化的重要指标，在当前中国以间接融资占主导的融资结构下，信贷始终是观测宏观经济正常化的重要指标之一。信贷投放量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成为了2009年最突出的政策主线，也成为2009年影响金融市场最为显著的经济变量。如果就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而言，在2009年应对危机时主要强调的是宽松，但是在2010年宏观经济正常化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强调“适度”。

　　改革开放30年，贷款的平均增速大约是18.4%，名义GDP的增速是15.8%，只相差2.6%。2001年到2008年，贷款的平均增速是15%，名义GDP增长14.9%，只相差0.1%。但是在2009年11月末，M2同比增长29.74%，大致高于名义GDP增速21%，这个指标作为超额流动性指标，远远超出了历史水平。如果预计2010年增长9%-10%，CPI增长在3%左右，预留3%到5%的适度宽松的空间，2010年的货币信贷增长大概就在17%到18%。根据历史上宏观经济正常情况下的信贷投放增长，2010年信贷投放大概在7-8万亿之间，跟2009年比虽然有明显的减弱，但是2009与2010年两年合计信贷规模在历史上仍处于高位水平。

　　2010年的金融市场格局会呈现“宽货币、稳货币”格局，预计可用信贷资金不低于9万亿元，在信贷政策逐步恢复正常化之后，2010年基本的金融市场格局可以归结为“宽货币，稳信贷”，稳信贷是跟2009年相比，总规模虽然有所回落，但是由于2009年新开工项目在2010年正好进入开工建设时期，客观上需要较高的信贷投放的持续性，如果预计2010年的信贷投放在7-8万亿之间，2009-2010年度的信贷每年平均大约是8.5万亿左右。因此，总体上看，信贷投放是稳中回落的。

　　在信贷投放大致稳定的背景下，2010年的流动性可能依然会相对宽松，尽管2010年的信贷投放可能会逐步恢复到正常化的水平，但是2010年的总体流动性依然相对较为充裕的重要原因，还在于2009年的信贷投放会有一定比率在2010年真正投入实体经济运行。因此，即使2010年是7-8万亿的信贷投放，可供企业使用的资金应该不低于9万亿。

　　管理通胀预期

　　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的另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是管理通胀预期。在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管理通胀预期”，实际上清晰看到了通胀不仅表现在CPI，PPI上，还往往表现在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还表现在一些不在CPI统计覆盖范围内的商品上。

　　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历史经验，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的形成往往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实体需求(比如投资、或者出口)的大幅增长，二是信贷投放高速增长，三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目前投资已经大幅增长了，信贷投放增长也非常快，所以2010年的物价水平受农产品影响非常大。因此，管理通胀预期的政策基调的提出反映了决策的超前性，同时也可以视为宏观政策正常化中的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重点在于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

　　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的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是政策的着力点应当是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降低对政府投资需求的过度依赖，或者说防止二次探底。在1998年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也曾采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带动，刺激了当年经济的回升，但政府的投资力度总是有限的，要有一个安全边界和约束。当政府投资力度逐步减弱，市场需求如果没有跟进的时候，很容易导致经济的二次探底。1999年政策制定者为了激发市场需求，推出了住房制度改革等重要举措。现在中国经济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回升，但任何政策都有一定的副作用，政府投资也有显著的约束。例如，2009年推动城市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据粗略统计，2009年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的负债总规模已经超过了地方政府全年的总财政收入，依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推动的政府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实际上面临着边界的约束，这个问题也许不会在2010年暴露，但这个问题值得关注，至少意味着继续依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融资平台融资推动政府投资面临日益强烈的预算约束。

　　二、结构调整的主线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凸显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实际上在2007年宏观经济见顶之后，出口就已经面临显著的压力，金融危机只不过使得相关的转型压力更为尖锐。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说，尽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但是实质上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冲击，凸显的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

　　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应当说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的转折点上，在转向一个新的增长动力结构。或许这个转换还需要时间，但是应当说已经开始进入起点阶段。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中国经济要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转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带动增长的模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转变到依靠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的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企业创新能力来发展。

　　扩大内需的切入点——城镇化重新加速

　　从应对危机一年多来的实际经验可以看到，加快推进城镇化已经开始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和依托。预计在总结一年来应对危机的经验基础上，会在中小城市户籍制度等方面有重要的突破，进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2008年底，按照国际惯例的统计口径，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45.7%的水平。这个统计口径是按照在城市居住生活满半年以上的人员即算作城镇人口。但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很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居住工作半年以上、但是难以在城市留下来的城市人口。无论是何种口径，中国的城市化率水平都是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水平的，城市化的推进会成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对于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会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例如，选择一定规模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实行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对于城市化的推进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城市化的内需增长主题，实际上来自于近一年来各地进行城市化探索的实践，它既包括原有的城市功能的完善，也包括打破行政区划的城市集群，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大。不过，究竟中国应当采取何种城市化的策略与路径，目前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究竟是采取大都市模式，还是采取小城镇模式，在选择的路径上是有显著的差异的，目前对此还没有形成十分清晰的导向。

　　扩大消费到达成长的拐点

　　在结构转型的压力之下，消费的的重要性得到广泛的关注，实际上，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在当前经济结构的转型中扩大消费，也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拐点上。2009年，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预计增长幅度超过15%，接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显示在危机时期中国消费的巨大潜力。

　　中国消费动力的积累，来自于当前的特定发展阶段和结构调整的动力，这既包括城市化加速带来的消费动力，也包括新增城市居民以及迅速扩大的中间收入阶层带来的购买能力，还包括劳动力报酬提高所可以积累的新的消费能力。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是，以前只是在经济繁荣时出现过“民工荒”现在在复苏阶段就开始出现，因而，发展经济学中的所谓“刘易斯拐点”可能正在到来。

　　从特定意义上说，在短期内为了应对危机，强调刺激总需求固然重要；但是从中期的增长转型情况而言，培育供给更加重要。如何来扩大和发掘这些内需的增长点才是结构转型的关键所在。

　　区域结构调整：中西部率先复苏，沿海地区面临外部流动性支持

　　区域结构对于观察中国经济发展也十分重要。在应对危机时期，中国的区域增长格局开始出现意味深长的分化。这种区域的多样化增强了中国经济应对危机和吸收冲击的能力。从2009年的增长格局看，中西地区的复苏强度和速度明显高于沿海发达地区。目前大部分东部沿海省市的GDP增速都低于中西部地区的平均值。这是由于沿海地区经济结构中外资外贸占比较大，这些地区也因此承受了来自结构转型和金融危机的压力。

　　从趋势看，2009年所形成中西部地区的增长动力有望延续，特别是城市化从中小城市的突破、以及2009年新开工项目的陆续启动建设，中西部地区依然会保持良好的增长趋势。不过，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随着2010年在内部流动性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外部流动性开始流入，会对经济增长的区域格局形成调整的新动力。外部流动性如果重新成为流动性投放的重要渠道，则外资外贸比重较大的沿海发达地区，可能会重新获得流动性的支持，从而获得新的增长动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目前的界定看，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包括了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空间海洋开发和地质勘探等在内的新兴产业。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演变历程看，每一次金融危机是否真正结束，往往以是否形成有带动作用的新兴产业为代表和标志。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低碳经济、生物技术、物联网等领域，都开始在做大规模的投资和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观察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可以预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将逐步展开，这也会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结构调整的改革配套

　　要素价格改革等推动结构调整，随着结构调整的深化，客观上需要经济体制的改革来推动。首先是资源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了公用事业价格调整，要素价格改革以及排污权交易的试点等。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一度局部形成的主要依靠低价格竞争，实际上是依靠定价过低的资源和要素生产产品竞争，这直接导致资源的浪费，要素价格改革就是要以灵敏的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体现资源和要素的真实供求关系，并且发挥调节市场供求的功能。其次，国企和垄断企业的改革，目的是创造大型国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氛围，从而更好的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同时，包括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在内的众多改革都将是推动结构转型重要着力点。

　　房地产行业面临两难选择，结构转型方面，房地产作为一个行业显得十分重要。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广受关注和争议。但实际上，在当前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这个行业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和两难的位置。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对带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宏观经济政策逐渐正常化之后，而新的增长点尚未出现之前，这个中间阶段的房地产市场在维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全国主要城市的房地产成交量和价格等，已经超过2007年的最高点。因此在房地产领域，决策者面临着非常重要的两难选择。首先是怎样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同时，它又关乎到民生问题和资产泡沫可能带来的金融体系的风险累积问题。在1999年住房制度改革到2005年期间，中国的房地产主要表现为实业品特性。但是2005年至今，尤其是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新开工量、价格、销售与信贷等金融指标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强。换言之，在中国，房地产已经基本成为典型的金融资产，成为居民重要的资产配置中的备选资产。如何把握房地产的实用品和投资品特性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如何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和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成为结构调整的问题之一。

　　三、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主线

　　中国经济总体规模的迅速上升，促使中国的决策者和企业家在把握中国经济走势时，都必须更为关注全球的经济运行趋势。

　　后金融危机时代是中国加快资本形成和资源布局的重要时间窗口，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了显著的冲击，中国经济在强劲的经济刺激和经济转型动力推动下迅速复苏，无论是投资规模和信贷投放等，都表现出异常强劲的增长。如果在发达国家经济运行十分强劲的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带来对全球资源的强劲需求，进而成为许多摩擦的根源和导火索。但是，正式因为在危机时期，中国即使保持更快的资本形成速度来推进城市化，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依然相对低迷，这就给了中国经济一个良好的时间窗口来从事资源的布局。中国通过加速城市化来扩大内需，增大了对全球资源的需求，在危机时期成为中国经济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途径。

　　中国将有更为广泛的空间参与国际规则的学习、适应和治理，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中国的决策者对于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也保持了十分清醒的把握。不过，从总量看，中国经济即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要更多关注全球市场，关注全球规则。在国际规则领域，中国的企业家除了被动的学习和适应之外，还应当更多参与，可以看到，这样的空间正在拓展之中。

　　美国的去杠杆化必然会导致中国部分外需的结构性萎缩，但是对美国居民储蓄率上升的不必做过于悲观的预计，从经济政策线索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在应对危机时期的表现具有十分明显的对应，例如，在美国表现为去杠杆化、提高储蓄率、减少消费，在中国则表现为再杠杆化、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同时减少对于出口的依赖。